郑氏家谱网

郑觐文（1872年—1935年），字光裕，江苏省江阴县人。1935年2月，郑觐文在上海故世，享年64岁，遗下郑玉荪(后继承了其父事业)和郑同荪二子。郑觐文自幼父母双亡，由老保姆抚养成人。幼年爱好音乐，擅长江南丝竹，后从师学习琵琶、古琴，技艺大有进步。在古琴名家唐敬洵先生的精心培育下，琴艺高超，讲究韵味。他弹奏的《秋鸿》、《平沙落雁》、《水仙操》、《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等名曲，古朴典雅，苍劲有力，技艺精湛，感人至深。后率先发起组织“琴瑟乐社”，吸收不少琴家入会，互相交流，不久就在此基础上酝酿成立了大同乐会。他最初当过小学音乐教师，后又应聘任上海私立仓圣明智大学古乐教师，授古典音乐。大同乐会成立后，他担任乐务主任。当时曾招收一些青年会员，进行培养，除他本人任教外，又聘请一些专业教师任教，如琵琶大师汪昱庭、昆曲大师杨子永、胡琴大师陈道安等。早期吸收的会员有程午嘉、柳尧章、胡昕（女）、程庄（女）、王超琴（女）、郑克强等，后来陆续吸收的有金祖礼、卫仲乐、许如辉、秦鹏章、陈天乐、许光毅、龚万里、黄贻钧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国民乐界的专家。

1920年在上海创立“大同乐会”，旨在提倡国乐。曾仿制各种古乐器，有箜篌、五弦琵琶、忽雷、编钟等计164件。为探索民族乐队建制，组成了32人的新型民族管弦乐队进行尝试。

郑还编成《箫笛新谱》于1924年出版，该书录存了不少民间曲调，填补了当时无箫笛谱集的空白。

自幼即饱读四书五经，能解普通丝竹，熟悉昆皮杂剧。 1911年郑氏抵上海；1915年任哈同花园私校古乐教师；1918年成立大同乐会，专事整理国乐，改良乐器，演奏古乐。稍后，郑觐文广为吸收音乐贤才，招收贫寒学子，致使大同乐会会员最多时达50人。

郑觐文培养的弟子，均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许如辉，秦鹏章，卫仲乐，许光毅等。

1928年，郑觐文在极为清贫条件下，完成了耗时9载的《中国音乐史》；出版后，被法国巴黎图书馆和德国柏林图书馆收藏。

1929年郑觐文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民族交响乐团“东方大乐队”，演奏《国民大乐》，招待各国外宾，参与上海赈灾游艺公益活动，阐扬中国民族音乐。郑觐文不为己利，只为弘扬祖国高雅文化之举，赢得民国社会文化精英蔡元培，陈立夫，史良才，钱新之，许世英等人士的广为尊敬，这些社会贤达后来成为郑觐文和大同乐会的长期支持者。

大同乐会

中国民间音乐社团。1920年由郑觐文创办于上海。是中国20～40年代中规模较大、历史最长的一个民族乐团。郑觐文，清末附贡生。12岁即能演奏丝竹乐器，后又演奏大套琵琶曲。17岁向唐敬□学习七弦琴。青年时期通读经籍，悉心研究雅乐。

1919年前后，曾在上海犹太人哈同所办的“启圣明智大学”教授古乐。郑觐文竭力主张复兴宫廷雅乐，以有助于世界大同的实现。郑觐文这一思想成为大同乐会建会的宗旨。其活动受到当时文化界上层人士李石曾、史量才等人的赞助。

大同乐会曾先后聘请了昆曲教师杨子永、京剧教师陈道安、民族器乐教师汪昱庭、柳尧章、程午加等为教习，其会务分设研究部、编辑部、制造部、干事部等。会员最多时达40余人。许如辉、卫仲乐、金祖礼、许光毅、陈天乐、秦鹏章等都曾是该会会员。

大同乐会管弦乐队（击板者为郑觐文)

大同乐社的早期活动主要是演奏古代宫廷祭典仪式用的雅乐。他们曾按雅乐乐队仿制了164件乐器，其中常用于演奏的有琴、瑟、箫、埙、钟、磬、□等。此仿古活动曾受到萧友梅等人的批评。后来转向以演奏古典音乐、民间丝竹乐为主，乐队发展为拥有吹管、擦弦、弹弦和打击乐4组的新型民族管弦乐队。演奏的主要曲目有《将军令》、《妆台秋思》、《春江花月夜》、《月儿高》、《流水操》等。

大同乐会在乐器改革方面曾作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如他们根据潮洲的“附线”(椰胡)改革成“弓胡”作为中声部的擦弦乐器,改革大忽雷为低音部弹拨乐器,均获得较好效果。为解决笛子音准问题，将曲笛改制成“二接笛”，仍为后人所沿用。

琴瑟乐社

上海大同乐会，其前身是1920年创建的‘琴瑟乐社’，会址在旧上海法租界一间私房中。当时一些著名的音乐家、京昆表演家，如萧友梅、黎锦辉、沈知白、汪昱庭、李子昭、王燕卿、杨树百、张子谦、吴梦非、吴钊岚、王寂都、俞鹏飞、苏少卿、陈道安等都与“琴瑟乐社”和郑觐文常有来往，活动频繁。

《春江花月夜》弹唱

这个乐会致力于传统乐器的继承和改良，开始探索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创建，组成了一个有32人编制的民族乐队，基本上分为吹、弹、拉、打四组。大同乐会还根据中国传统音乐改编了一批适合于这种新型乐队演奏的民族管弦乐合奏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郑觐文、柳尧章根据琵琶曲《浔阳夜月》改编而成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春江花月夜》。

郑觐文去世后，大同乐会由卫仲乐主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同乐会一部分成员郑玉荪(其子)、许如辉迁至重庆，得到民国政府陈立夫、陈果夫、于右任、许世英、李石曾、戴季陶、陈蔼士、张治中等参与和支持，分任大同乐会事务总干事和乐务总干事，成立大同乐器制造工场，中国国乐团，大同乐会国乐难童教养院和大同剧社，制造乐器四千余件、分发军营、支持抗战，创作《大同之声》，编练《国家典礼乐章》，公演乐剧《木兰从军》，直至1946年春在重庆结束，两人先后回抵上海。留在上海的会员，于1941年转入由卫仲乐、金祖礼、许光毅所创办的中国管弦乐队，先后培养了一批民族乐器演奏者，整理改编了一批民族器乐曲目，试制、改革了一批民族乐器，对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