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家谱网

郑全山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兄弟三人，全山居二。他的老家在宁海县高枧村（现属三门），是唐代广文博士郑虔后裔一支。郑全山自幼读书于本村郑氏祠堂，聪慧的他，早就知晓广文公“三绝自御题”等故事，也曾随长辈去台城扫祭广文祠、墓。其父成安，是清末秀才，精读四书五经，为人忠厚慎独，父母均信佛。家学渊源熏陶了郑全山自幼就怀有以国家大事为重，正直耐劳，妒恶如仇的性格。

1921年，郑全山18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当时的广州是国民政府的中心和革命基地，长兄济时正在广州谋事，全山想去广州大学读书。兄弟俩起程经过台州府城，瞻仰了位于北顾山麓八仙岩畔的郑广文祠，又拜访台城名士项士元先生。三人志同道合，畅所欲言，临别依依，项士元当场赠书“三绝家风古，双珠海峤辉”对联。“三绝”，是指其远祖广文博士郑虔，明德有后人，“双珠”是赞兄弟俩同赴广州，为台州增添了光彩。

同年秋，郑全山考入广州大学哲学系。时值国共两党合作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常在广东高师大礼堂讲演，郑全山常去聆听，为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以俄为师”等“新三民主义”主张所感动，坚定了跟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的信心。1925年上半年，郑全山学满毕业，因品学兼优聘为助教留校。

出身黄埔晋少将

1924年的广州风起云涌，革命浪潮热气腾腾。当时的黄埔军校被誉为孕育革命军事人才的“母腹”。1925年初，孙中山先生北上出席善后会议，无果，3月病重逝于北京，“出师未捷身先死”。10月第二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继承中山遗志酝酿北伐，急需招收军校学生，郑全山在黄埔军校政治科任职的长兄济时的鼓动下，毅然投笔从戒，考入黄埔第五期步科。这时军校已经从原来的步兵、炮兵、工程、辎重、宪兵五科外，增设政治、骑兵、交通、无线电、航空等科（以后最多设有26门科）。在全山兄弟影响下，三门高枧村尚有郑纲、郑育英、郑克天等六七个青年先后考入。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先后扩建为八个军，黄埔师生担任了各级军官。根据文化程度，第五期步科部分学员继续学习，部分学员则选送到有关单位培训，郑全山选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工人员养成所，提前毕业。

经政工人员养成所学习后，1932年，郑全山由长兄介绍加入国民党，派往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初任少校秘书，继调南京旋任中华民族复兴社总社组织登记组组长。

复兴社以黄埔军人精英为核心，是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秘密军事团体。全山工作认真，办事周正，被总社书记长刘健群称赞为“民族复兴运动中不可多得之青年志士”，历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交通研究所中校处长，复兴社上海分社助理书记。

1935年12月，郑全山平息了上海北站学生赴京请愿活动，受到蒋介石召见慰勉，升任复兴总社组织处处长，上海警察局秘书长兼中华复兴社上海分社书记。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全山随蒋介石撤退到苏州、南京、武汉，旋赴广东任第四战区党政军干训团上校训育处长，第四战区政治部上校主任。1939年奉调重庆市，任中央高级党政军干部训练团政训主任，晋少将军衔，可随时面见蒋介石，深受器重。与兄济时、弟有则（克天），并称“一门三少将”。

一次在干训团整顿军纪期间，全山发现高级军官贪污腐败，克扣军响问题，郑全山面陈蒋介石，认为前线士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武器又劣，高级军官还贪污腐败，如何能拼得过日军。蒋介石要郑全山收集几个典型，迅速上报，郑全山立即整理了4个贪污严重高级军官的材料，蒋介石分别给予降职或撤职处分。

政治漩涡大觉悟

处理了一批贪污的将领，郑全山自以为遇到“明主”，前途有望，自此可以伸张社会正气。殊不知，政治气候逐渐不调，郑全山却浑然未觉。

当他又一次向蒋介石面陈查处军队贪污之事，不料蒋怫然不悦地说：“全山，慢慢来，惩办将领过多会对抗战不利，也会给共产党舆论上攻击我们留下口实”，斥责全山不懂政治，只知抗日，不知防共，消除党国心腹之患。

郑全山开始意识到单凭个人满腔热血，难酬报国之志。一段时期，他借住同乡、黄埔二期步科毕业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家，说出自己心事，李士珍便打断话语，以手指口，示意他要谨言慎行，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并说：“全山老弟，军人要服从领袖，不可谈政治。”郑全山只好哑口无言。

正处于彷徨苦闷之际的郑全山，想起了一生信佛的父亲，想起了1928年在南京听著名佛学家太虚法师讲《心经》、《佛陀学纲》的感悟，遂产生了退隐念头。闲时，为寻一方净土，约同军需部门任职的从侄郑育英，找重庆诸寺法尊、印顺等法师谈佛教，又与名流马寅初、老舍、郭沫若、欧阳竟无等一起到汉藏教理院听太虚法师讲佛经，又得澄一法师指点，逐渐觉悟人生。1940年父亲成安逝世，梦中得父言“出家”两字，自感已有佛缘。

1941年，国共两党关系进一步紧张，磨擦频生，1月发生“皖南事变”，叶挺军长被捕，郑全山读了多遍《新华日报》上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分震惊而同情，并对人说：“写得好！”又擅自把一个被抓打伤的报童放了，受到上司戴笠指责。蒋介石得知后，再次骂他没有政治头脑，不知防共反共，还怀疑郑全山怀有二心。

郑全山彻底认识到从政并不能解救人民大众的疾苦，决心逃出樊笼，但处于“四面楚歌”的环境里，此举又谈何容易！郑全山只好求助临海人屈映光。屈早在1929年已是佛教密宗居士，法号“法贤上师”，时任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经屈先生筹划，3月，郑全山借回家奔丧之名，获准请假两个月。5月3日，瞒着妻子儿女，离开国民党军政界，到金顶飞瓦、竹茂林幽的慈云寺，依澄一法师座下披剃出家，法名清定。当香烛高焚，梵乐升起之时，他忽然想到一辈子在佛俗两界痛苦徘徊的父亲，而今，他终于有勇气将大富大贵视若尘土，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

蒋介石听说郑全山不当将军当和尚，气得直骂娘，责令跟郑全山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人员，频频去劝说，引起众僧不安。郑全山为了不使慈云寺受累，转而隐姓埋名，躲过岗哨检查，远赴成都昭觉寺，在第十四代方丈定慧大和尚座下受具足戒。

面对远在上海的妻儿一封封哀婉凄切的家信及尚在襁褓中的四女儿，郑全山仰天长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皆在烟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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